什么是文王演易？文王演易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伏羲画卦，至今还不能说是信史而是传说的话，那么，文王演易，则可以说是信史而非传说了。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在《史记》中，关于文王演易的记载有多处，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西伯即周文王。在《史记周本纪》中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在《史记日者列传》中，司马迁又明确地说：自伏莪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从以上引文看，司马迁在《史记》中，显然是把文王演易即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作为信史记载的。
据考证，周文王，姓姬名昌，生于公元前1213年，卒于公元前1117年，活了97岁。他在位时，广施仁徳，礼贤下士，使其所管辖地区周日趋富强。在他82岁时，由于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史记周本纪》）意思是说他尽做善事，威望很髙，将来要威胁帝王的安全，因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
羑里位于现在的汤阴县城北4公里、安阳市南15公里，地处羑、汤两河之间，是我国历史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座国家监狱。
关于姬昌在羑里坐牢的情况，《史记》记载不详，而根据其他相关记载和传说，姬昌在羑里监狱被闪禁了长达七年之久，期间受到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凌辱。纣王甚至将其长姬考（即伯邑考，伯是长子的意思，邑是封地或官名）杀害后做成肉饼（一说作成肉羹）让他吃。姬昌忍辱负車:，在痛苦而漫长的囚禁生活中，表面上借摆弄莕草来消磨时光，而实际上则志在韬光养晦：借用占筮，面用来迷惑、麻痹***人员，掩饰其内心早就立下的灭纣的锐志；面慢慢思考灭纣的策略。后世的孔子将《周易》视为周文王的讳而避咎之作，是符合史实的。我认为讳而避咎，跟我们常说的韬光养晦意思相近。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周文王最终将伏羲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并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
根据《史记》的记载，以及《周易》一书的成书过程来看，所谓文王演易就是指周文王完成了将伏羲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而并非指写作《周易》。
但是，世人却每每将文王演易理解为文王写作《周易》。
这是一种误解，是违背史实的误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
这与对司马迁关于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一段文字的理解有关。
在《史记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上述一段文字作了提炼，这样写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后人将西伯改成文王，并将昔字去掉，将大氐改为司马迁在《自序》中用过的大抵，加上书名号，于是这段文字就成为现在看到的样子：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文字，长期以来，成为鼓励身处逆境的人们奋发著述的经典名句。
但是，在对于这段文字的理解上，却一直存在歧义，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把演周易理解为作《周易》。
在古文向无标点符号的背景下，也许不易看出人们对于这段文字的误解，而一但加上标点符号后，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众所周知，《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传》一般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和传：弟子所作，周文王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易传》，至于《易经》，至少其中的多半卦爻辞，也是在周文王之后才完成的，周文王本人也同样不可能看到。
因此，就整体而言，《周易》并非文王所作，文王也根本不可能见到《周易》。所以，不但把周文王演周易理解为作《周易》大错，违背《周易》成书的史实，就楚理解为推演《周易》也不准确。
试想：周文王怎么可能对他生前根本未能见到的《周易》，进行推演呢？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至少在上述两处引文中，都称文王演周易呢？到底该怎么理解司马迁的原话、原意呢？
我认为，司马迁是在笼而统之的意义上这样讲的。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在内的《周易》早已问世，而且是《五经》中惟一幸免于秦火，得以薪火相传的一本。对当时的史料、文献等等都比较了解的司马迁，自然知晓《易传》是文王逝世以后多年才完成的著作，自然知晓《易经》的卦爻辞，大部分也并非文王所作，而是周公及其门人所作，甚至孔子及其弟子也参与了创作。就是说，文王在世时，不但《易传》还没有产生，就是《易经》，也还没有最终完成。
周文王在《周易》这本书上所做的工作，概括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二是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即由伏羲八卦（也称先天八卦）改造成文***卦（也称后夭八卦）；三是，创作了部分卦、爻辞。
实际上，周文王只是《周易》之《易经》部分的首创者，而非完成者。从《易经》作为《周易》之主干部分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说周文王是《周易》的初创者。所以，我认为司马迁也只是在这样的意义，说西伯演周易的。
就是说，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而不是严格论证。严格地说，司马迁所说的周文王演周易的周易，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易》。
说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从这段话的内容并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安排，也可窥见一斑。按照年代先后，左丘生活在春秋时期，比屈原要早许多年，孙膑虽然大约与屈原同时生活在战国时期，但也稍早于屈原。所以，屈原放逐，乃賦《离骚》，理应放在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之后，而且这样安排，即使按照文法、韵味讲，也丝毫并不比现在看到的原文逊色。可是，司马迁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司马迁不知道屈原活动的年代比左丘明晚很多，比孙膑也稍晚吗？从《史记》的内容尤其是从《列传》的内容看，显然不是。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按照历史年代来写这段文字呢？
我认为，无论是在《自序》还是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这段文字，都非同一般，即不是一般地记述，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倾诉，其中充满了愤懑、羞愧等等极其凄楚而哀婉的复杂之情。
发奋为作，是这段话的点睛之笔，是司马迁从文王、孔子、左丘、孙膑、屈原等等的坎坷人生历程和奋发为作中，所得出的重要人生启悟，是他为了实现父亲遗愿、完成《史记》而自请宫刑，所切身体悟到的人生箴言，也是他向朋友、向世人所倾吐的肺腑之言。
作为恪守良知和操守的文人，尤其是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在李陵被匈奴俘获而不得不投降的事件上，应汉武帝的召见，仗义执言，实话实说，本是出于天性和职分，也是想宽慰为李陵亊件而震怒的汉武帝。然而，亊与愿违，却不幸因此而触犯了唯我独尊的龙颜，被判死刑。此亊发生在公元前99年，司马迁当时47岁。在生死关头，司马迁记挂着草创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尚未完稿，想到他所熟悉的那些忍辱负重奋发为作的前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人生的价值有了更深的洞悉，产生人固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深刻体悟，因而决心效法前贤，为完成《史记》而毅然选择了隐忍苟活、自请宫刑。
这样，发奋为作就成为他感同身受、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由于宫刑是当时最下等、最让人耻笑的刑罚，所以，司马迁为此所承受的世俗和心理压力，所遭受的情感煎熬，是十分沉痛的。正如他在8年后即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后，在《报任安书》中所倾诉的:是以肠一口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从这杜鹃啼血般的言辞中，不难看出，宫刑之辱给司马迁带来的磨难，丝毫不亚于文王、仲尼、屈原和孙膑等所遭遇的拘、厄、逐、膑等等苦难。要不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要不是为了把《太史公书》写成，他是绝不会选择隐忍苟活的！完成《太史公书》，是他隐忍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为此，奇耻大辱所带给他的强大压力，转化成了巨大动力，支撑着他奋发为作，度过长达8年近3000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终于了却这桩心愿。他为此而欣慰，感到抵偿了宫刑所带给他的屈辱，纵然是千万次地被杀戮，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向好友任安所倾吐的：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可以想见，司马迁在写这段文字时，内心的感同身受之情，是何等的强烈，何等的激荡胸膛，绞杀心肠！
正因为这段文字乃是司马迁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泻，所以，司马迁才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写。
总之，司马迁的这段文字，重在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真情实感，而非严格论证。司马迁所说的西伯演周易只是泛泛而谈。他所说的周易，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易》，而是《易经》，并且只是《易经》的一部分。
在周文王于监狱中韬光养晦的同时，他的幕僚也一直在用美色、宝马、奇珍异宝等等通过贿赂纣王及其亲信来营救他。89岁的姬昌被纣王赦免，还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并告诉他，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史记周本纪》）。说明姬昌借占筮时韬光养晦的计谋起了作用。姬昌出狱后又主动向纣王献出洛西之地，请求免除炮烙酷刑。炮烙，也叫炮格（见《史记殷本纪》：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具体的行刑过程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用炭火烧热铜柱，令犯人在铜柱上爬行，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而死；一说是在浇铸而成的铜格下烧炭，令犯人在格上行走，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致死。不管哪种说法，都能看出这种刑法是很残酷的。姬昌不惜献地而请求商纣王免除这种酷刑，因而深得民心，威望大增，得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这就是西伯这个称号的由来。
由于商纣王的残暴、奢靡，使得商王朝政亊日非，内部矛盾加剧，而姬吕则继承和发扬祖上的传统，躬行仁义，和谐万邦，善于化解诸侯之间的矛盾，使得归附于周的诸侯国逐渐增多。姬呂还求贤若渴，招贤纳土，毕恭毕敬地拜隐居在渭河之滨借垂钓以待明主的姜子牙为军师。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姬昌开始实施其灭纣的计划。首要的是先巩阂壮大自己。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促使经济富足的同时，他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使周所在的西北方得到巩固。在巩固壮大自己的基础上，姬昌又向东发展，灭掉在纣王面前诬陷他的崇侯虎（崇国），将国都自岐邑迁都于丰。然后带领儿子姬发，继续向东扩张。于公元前1117年染病身故后，由姬发即周武王承继其灭纣的大业。姬昌在位约50年，到其晚年，周的势力已非常强盛，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商朝的大部分国土已经归属于周了。周武王姬发实际上是在其父所奠定的坚实基业之基础上，完成伐纣灭商之伟业的。但是，姬昌终生并没有称王。文王这个称号，是他的儿了周武王伐纣灭商取得天下后，才追封给他的。
对于文王演易之事，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是由于对相关史料的搜集和理解不同，再加上相关的传说中带有神话、虚妄等成分所致。我在这里权且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即使撇开那些带有神话和虚妄敷衍之辞的传说不谈，单凭《史记》的记载，文王演易并最终完成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一亊，就理应得到肯定。
我在前面讲了，所谓周文王在演易方面的主要页献有三：一是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二是将伏羲八卦即先天八卦的方位改造成文***卦即后天八卦；三是，创作了部分卦、爻辞。
在这个过程中，周文王肯定借鉴、汲取了前人的相关成果。因为在他之前，至少在殷商，就已经开始了从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和卦、爻辞的创作。这在已经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等相关卜辞中，在近些年重新发现的《归藏易》的残留文字中，均已经得到证实。尤其是卦、爻辞的创作，更是经历了从符号到符号文字，再到文字，并且经过逐步推敲和洗练的漫长衍变历程。到周文王时，这个过程也并未结束，一直到他的儿子姬旦(周公）、孔子及其弟子等，才摄终完成。
